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相比，全世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略显不足。
尽管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和挑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两者目前都到达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从微观的基因到宏观的生态链，生物多样性是地球所有生命的基础。
它们在维持气候、保护水源、土壤和维护正常的生态学过程对整个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过去的50年，人类的行为活动大大减少了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如果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那么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也岌岌可危。我们破坏了动物的栖息地和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对自己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 世界上许多疾病，例如艾滋病、埃博拉、新冠肺炎等，都大多是人类与自然界失衡的后果。人类对这些病毒的出现几乎没有任何准备。60%已知疾病和75%新发现的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病，即从动物传给人类，这表明地球的健康和人类的健康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 生物种类消失的速度与过去一千万年的平均水平相比高了几十倍至几百倍，并且这一趋势仍在走高。近几十年，有超过一百万种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之中。
- 到2030年时，由于生态系统崩溃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将高达3万亿美元。对于最贫穷和债务最重的国家而言，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COP15地点变迁
近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宣布第二阶段会议举办地将从中国昆明改为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日期为2022年12月5日至17日。各国政府将试图达成被称为“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一个长期行动计划。
然而，此次会议地点的改动给最初的主办地——中国昆明也带来了一些影响。2021年在昆明举办的COP15高级别会议，一方面提高了当地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为整个社区传达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缔约方承诺将制定、通过和实施有效的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使生物多样性最迟到2030年走上一条通向恢复的道路，并且到2050年全面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
在此过程中，中国在短期审议和未来十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表明了成为全球环境领袖的决心和承诺，也展现了引导这一多边事业取得具体进展的潜力。此次会议地点的变化，对于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倡议中的整体作用会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进展
在《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基础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采取广泛行动，转变社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确保到 2050 年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愿景。这其中包括了4大长期目标、10个里程碑和21个行动目标。
长期目标
目标A：加强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使自然生态系统的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至少增加15%，支持所有物种的健康和有弹性的种群，物种灭绝率至少要降低10%，所有分类和功能组的物种灭绝风险要降低一半，野生和驯化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所有物种内的遗传多样性至少保持90%。
目标B：通过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支持全球发展议程，为所有人造福，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得到重视、维持或加强；
目标C：利用遗传资源的惠益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分享，货币和非货币惠益分享能大幅度增加，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目标D：现有的财政和其他执行手段与实现2050年远景所必需的手段之间的差距缩小。
比较重要的行动目标
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 使全球陆地和海洋区域的至少 30%得到保护，尤其是保护对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特别重要的区域，并将这些区域纳入 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
- 进一步将外来入侵物种的引入率降低50%，并控制或根除这些物种以消除或减少其影响；
- 将流放到环境中的富营养物质至少减少一半，将杀虫剂减少至少三分之二，并消除塑料废物的排放；
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满足人类需求：
- 确保所有农业、水产养殖和林业地区都得到可持续管理，特别是为此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提高这些生产系统的生产力和复原力。
执行和主流化工作的工具和解决办法：
- 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重新调整、重新利用、改革或消除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激励措施，每年至少减少5000亿美元；
- 从所有来源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资金增加2000亿美元。
图：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初稿 – 框架的变革理论
巨大资金缺口
如今，每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约7000亿美元的巨大资金缺口。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退化正在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其实，与对应气候变化影响一样，金融机构应当发挥行业优势，主动加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引入资金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尽管生物多样性看似与减缓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但金融在自然保护中的作用远比其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更加模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自然保护的回报难以货币化，而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战略——如低碳投资却可以实现。
此外，环境问题带来的金融和社会经济影响是难以预测的。因此，了解一个事件的所有潜在后果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由于包括商业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是建立在自然界（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益之上，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环境问题对实体经济的三个主要威胁：
- 供应冲击。由于许多行业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如农业、水产养殖和林业），与这些行业和部门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可能会受到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需求冲击。由于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和其对环境的日渐重视，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或对环境退化负有责任的行业可能会受到顾客需求的负面趋势影响。
- 系统性影响：环境破坏的额外影响可能会困扰供应链下游，并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甚至是永久性的成本损失。
在COP15期间，来自政界、学术界和商界的专家发出提倡，以期通过金融体系填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一方面，应该避免资金流向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项目——通过注重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的影响，扩大绿色融资规模；通过银行、保险、基金和金融工具增加资金投入；或者通过市场化机制提升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可以扩大环境风险的标准范围，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评估范围。目前，绝大多数传统金融投资偏向环境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因此，如何让全球资金流向从自然不利型转向自然向好型才是最终目标。
COP15的意义不仅在于大会举办地点或其成败，更应该是对《生物多样性公约》长期发展的重塑。实现这一愿景仍然任重道远，也需各个经济体和政府的积极配合。